进来的正是慈禧太后，以风领遮头，穿着黄色骑服、男式长裤和高底鞋，李莲英和崔德隆搀扶着她，她步履稳健，恼怒地说：“谁敢出言不逊？”

载扶吓得魂不附体，不停地磕头，其余几人代他求情，老佛爷斥骂他自负妄为：“你骄纵无礼，跟你兄长离开这里……下流东西，太不成事体！”

在众人面前，慈禧丝毫不掩饰与巴恪斯的亲昵，对他说，“今晚我禁止你与任何人行乐，也不许任何人和你行乐。你若不从，我就要李莲英当我和其余人的面揍你，从后面。”再转向恭亲王说：“你和你这可人儿又搂在一起啦？”亲王道：“回老佛爷，他不过是洗浴之时在旁伺候。”太后说：“我自然知道他正合你的特殊口味，不过别过度，你妻子会如何讲？”

有人为老佛爷奉上茶，她赏大家坐下，又道：“我到这儿可不是执行礼法来啦，我想开开眼。你们这同性是如何做法？你们都该当去阉了，或者将屁股眼儿堵了，断其迎送之路；不过这既无可能，你们、至少是你们其中几人，须得给我好好演示一番。”

一般的微服私访弱爆了，电视里那点乾隆下江南算个屁。

人家贵为太后，就算当腐女，也是看真人版GV的高级腐女。

也许巴恪斯最感慨的，便是慈禧对同性恋的宽容。在英国当王尔德因同性恋被判刑，巴恪斯曾为他奔走呼号，伤心之余到了大清国，没想到找到一片自由乐土。

听说英国对同性恋要法律严惩，老佛爷说，那可奇了，人家喜欢操屁股，就让他们去好了。她唯一不解的是，在中，她能理解攻这一方，会感到满意，但受又为何会觉得满意？她动用佛学来阐释，人各有品性，皆造物所赐，我们不过是傀儡而已，所好不同！

对于巴恪斯的种种嗜好，她给予最大的宽容。慈禧听说，同性恋虽不是变态，但可能会折寿，还可能导致失明，所以，让巴恪斯纵欲过度，伤了身体，

慈禧的底线便是，不许巴恪斯跟其他女性厮混。“你身边有无数亲王、戏子。太监、男妓，我不反对，也好不妒忌。但若你与女子结婚，更不消说，我将永不宽恕你。”

对情人采取有限的身体霸占，这老佛爷，实在算是虚怀若谷啊。

看到这里，一定有同学说，这些都是真的吗？巴恪斯的《太后与我》，不少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是伪作，最有名的反对者，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出版了《北京隐士：巴恪斯爵士的隐秘生活》，书中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而相当阴暗的巴恪斯形象，指责他“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犯下“一系列欺骗行为”，但事实上，这位历史学家的论证也相当随意，未经过切实调查，也没拿出多少充分的证据，用《太后与我》一书译者的话来说，结论片面，态度马虎，作为史学家，他自己的声誉也因为希特勒日记的丑闻而深受影响。

更重要的是，巴恪斯回忆录中的种种记载，描述之细微、现场感之强烈，不少王室机密、深度八卦，若非在场，很难捏造，这一点，所有史学家也难以否认。更何况，巴恪斯写这本书，是在他临死前，若说为了利益，那倒未必——他一生宏愿便是被追认为哈佛的教授，纯粹的胡说八道对这事应该没多大好处。或许我们只是倾向于把自己不愿意相信的事，指认为从未发生的事。

如果稍稍了解历代宫廷秘史，便会知道，《太后与我》中的重口味，也算不得多么离奇。巴恪斯的写作态度，虽然有些装逼，但整体上可称为诚恳。对于太后，他投入了真情，否则也很难解释，他这样万人迷般的资质，为何会在太后死后，甘于隐居北京几十年，彻底归于沉寂。

如同作家骆以军在《太后与我》的序中所说，“年轻的洋人同性恋与老佛爷”，这原该是最变态三级片的梗，但在巴恪斯的描述中，却是一幅绝美、感官爆炸、所有对象皆漂浮松脱的诗意盎然的爱之太虚幻境。

巴恪斯陪伴老佛爷6年，直至她被袁世凯刺杀（这也是一个颠覆常识的死因），忆起见到老佛爷的尸体，他的沉痛和不忍未曾消退：

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剥掉寿衣，完全，黑斑杂陈，头发蓬乱，私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围观。

刘文典：沈从文、巴金、茅盾他都骂过

喜欢沈从文、巴金、茅盾、鲁迅的同学们赶紧记住刘文典这名字，因为你们接下来就会讨厌他。你们的偶像，刘文典都骂过，严格来说也不算骂，只是略微表示不屑。比如人家问他对写《激流三部曲》很红的巴金怎么看，他低调地说，这人我没听说过。比如对茅盾，他挺同情的，唉，这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念，盾通古汉字里的“楯”，应该读“shun”，三声，没给茅盾快递一本《说文解字》已经算克制了。至于刘文典为什么这么拽，人家是国学大师呀，古籍校勘专家呀，学贯中西呀，再有名的作家，在他眼里也就是一蓝领工人。就像乔布斯当年要挖走百事可乐的高管，只是淡淡地说：你难道想卖一辈子的糖水么。

《生活大爆炸》已经证明过，聪明加刻薄才是真的性感，肌肉什么的，太低端了。

1938年，西南联大，教师宿舍因是由废弃的洋行改造，光线颇有些迷离，过道中时不时飘来些烟雾。一位男学生穿过走道，自言自语：多半是刘教授又在吸阿芙蓉了吧。

学生登门造访，刘文典也丝毫不避嫌，和夫人张秋华继续躺床上吞云吐雾，那场景，活像特立独行的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一对活宝。刘文典招呼学生坐在床边，自称是“二云居士”，意即云腿和云土这两种稀罕物都投了自己所好。学生暗笑，别装了，直说您老人家爱吃肉、爱抽鸦片不就完了。

谈及系里新鲜事，学生才说了一句话，就惹得刘文典鸦片都不抽了，血压飙升，怒气冲冲。

“要提拔沈从文为教授？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

刘文典这话听来狂妄，但也不算全无根据。在当时，刘文典是最耀眼的国学大师，在北大、清华时就已经是偶像级教授，中外不少学者都跑去旁听他讲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大知名教授榜上，他位列前五，与辜鸿铭并称为两大狂儒。目前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着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月薪是160块（1银元约等于人民币七八十元），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排名第四，月薪为130块。红色教授陈独秀排第三，月薪150块。蔡元培校长月薪第一，为300块大洋。鲁迅还是讲师，才拿60块。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100块出头。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8块。

依刘文典的意思，沈从文的工资应该比锅炉房的工人还少。不唯对沈从文，一切用白话文写作的他都不太看得上，就如同唱《歌剧魅影》的音乐家多少也看不上唱《爱情买卖》的网络歌手。他当然不舍得把刻薄仅仅挥洒在家里。

第二天的系里教务会议，耍惯大牌的他破天荒地出席了，叼支纸烟，半闭双眼，一副不耐烦状。其他人也清楚，堂堂刘文典可不是专门来打盹的。直到为沈从文升为正教授投票的环节，大家都很捧场，踊跃举手，深表赞同。装随和向来是中国人的特长，只可惜，奉承、客套、逢场作戏这些技能，在刘文典看来，是笨蛋和文盲才需要掌握的。

他用独家的安徽版普通话，悠悠地发射了两句刻薄话：“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当时那光景，连在场的桌子椅子都觉得尴尬。面对这公然的藐视，成天以“我是乡下人”自谦的沈从文，不好发作，也就默默吞服了。沈从文从来都不是吵架高手，小学毕业的他，第一次上大学讲堂，发呆了足足十分钟，才鼓起勇气发声。原计划要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被他囫囵吞枣，只花了十多分钟就讲完了，接下来又是无话可说，万般无奈，只好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调侃他，以为自己是卓别林啊，还哑剧大师呢。

这样口拙的人，总是激发出刻薄鬼的斗志来，另一个刻薄鬼钱钟书在小说《猫》里以曹世昌之名映射沈从文，说“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

刘文典可没有钱钟书那么含蓄。当时处于抗战时期，成天有敌机轰炸，时不时警报拉响，大家就得带好干粮、书报，躲进防空洞，等到晚上再回住处。刘文典还给胡适写信，说，敌机空袭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因为跑警报就相当于有氧健身嘛。

有一次，又遇警报声起，正在上课的刘文典反应迅速，收起教具就带着学生冲出教室，跑着跑着，突然想起自己最为钦佩的陈寅恪教授因为营养不良，视力严重下降，不知是否有人照应，于是又折回去，好不容易找到陈寅恪，扶着他往安全地带疾走。

快到学校后山时，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拥挤人流中张皇失措，怒火中烧。他百忙中大骂沈从文：“人家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文化火种。可是你这该死的，什么用都没有，跟着跑什么跑！”

在西南联大一次新生欢迎式上，令师生们惊讶的是，传说中的招牌教授刘文典居然到场了。大家很知趣地猛烈鼓掌鼓掌，手都快拍断了，刘文典微笑，向台下点点头，又开始飚嚣张语录了：“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的。听说这一届新生入学成绩不错，我心情好，破例来看看大家。我不教你们，我只教你们的老师（还能再拽点吗）。其实我也不是厉害，只不过教教《庄子》。说起来，古今中外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是庄子本人，其他所有研究他的学者，加起来勉强算半个吧。”至于剩下那一个是谁，你们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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