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危境的控诉，木兰怎么可能认罪。这件事本就难论对错，多方博弈能实现共赢的方式很少，需要所有参与者同心协力才有可能达成。损人利己的模式才是博弈的常态，也就是老子说的：“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木兰同时也很明白危境生气的原因。毕竟损人利己的模式，与【危境三项协议】的第三协议【互助协议】相违背。

镶嵌在源代码里的【危境三项协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危境的个人原则。木兰的行为算是触犯了危境的原则，那危境朝木兰生气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到头来，又是吉岡家把好处给占了，木兰莫名其妙地帮他们顶包。为了安抚危境的情绪，木兰不得不答应要回馈高句丽一些好处，主要针对那些因企业破产而失业的普通民众。

拿到危境给的一份数据报告，木兰对危境生气的原因，又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与木兰前世时空同阶段的高句丽相对比，这个时空的高句丽经历风暴后要狼狈许多，

这里边木兰的影响着实不小。吉岡家向高句丽输出暴力集团的行为，都只是其中一项较小的影响。

对高句丽冲击最大的，非“CRAFT科技”的崛起莫属。“CRAFT科技”在电子领域取得的成就光耀夺目，几乎将某星的电子产品彻底挤出了国际市场。

这种局势下，该寡头财团侵占了更多份额的援助基金，试图在其他领域打开局面。这种侵占行为不仅使得援助基金并不能按照预期那样，全面盘活高句丽的经济。还助纣为虐地帮助某些寡头财团，更加血腥地吞并中小企业。

里德·理查兹之所以会在高句丽亏得分文不剩，暴力集团的骚扰只是在中小企业身上割开了一道伤口。真正如同嗅到血腥的大白鲨将那些中小企业鲸吞的，正是高句丽的寡头财团们。

危境给木兰的数据报告，其实是一份自杀名单。面对这份名单的时候，木兰要说毫无触动是不可能的，但也不存在多么的懊悔与亏欠。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亚洲经济发展泡沫过大造成的。而挑动金融危机的直接凶手，都是来自欧美的国际炒家。

高句丽确实有触目惊心的数十人牵手跳楼，霓虹同样有魂飞魄散的数十人成排卧轨。金融风暴席卷而来，所过之处哪里不是哀鸿遍野？

也就香江运气好，七月一号回归诸夏，七月二号风暴刮起。得到诸夏政府的全力救市，香江是四小龙、四小虎中唯一没有崩盘的。

事后复盘的时候，光这微妙的时间差，就惹得木兰怀疑后边的黑幕绝不简单。这场金融风暴若是再早爆发一些，就得是大不列颠来为香江掏钱救市。

撇开诸多前因不谈，木兰打算回馈高句丽的方式还是老三样：搞电影、搞投资、搞基建。

在奥运会开始前，木兰就以短篇的方式，写出了《素媛》、《寄生虫》、和《国家破产日》三部电影的基本情节，并进行发表。之后通过相同的手法，将他记忆深刻的电影都抄了一遍，包括《七号房的礼物》、《新世界》、《与罪犯的战争》、《空房间》、《追击者》、《恐怖直播》、《杀人回忆》、《熔炉》、《建筑学概论》、《老男孩》等等。

木兰先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抢注版权。因为用电影回馈高句丽的重点，并不在于电影的内容，而在于通过拍电影的方式，为高句丽一些人提供工作。也就意味着，这批电影不能再靠危境的特效和鲍勃的能力，小作坊、高效率的完成。

这些将作为一个电影公司，支撑其发展十年以上的素材资本。若是不提前写出来抢注版权，鬼知道十年之中哪些电影故事会被其原创作者拍出来。

至于木兰这么做是否算是抢了原本就属于高句丽人的饭碗？首先，木兰做这些的初衷是安抚危境，又不是真正的要帮助高句丽实现伟大的崛起。其次，木兰最多抢了导演和编剧的饭碗，其他幕前幕后的饭碗还会回流到高句丽。最后，用高句丽的未来来拯救高句丽的现在，从哲学层面属于一种自我救赎的过程。

摁，准确来说，导演的饭碗也不是木兰抢去的，变种人鲍勃将接过导演工作。所谓演而优则导，尽管只有短短半年，但经过十部电影的高强度磨练，鲍勃的演技已然炉火纯青，对于拍电影的理解也到了深谙其道的地步，完全能扛起导演的重任。

木兰唯一抢走的，是编剧的饭碗。既然有机会当编剧，木兰又怎能错过往电影中掺杂私货的机会。

比如《素媛》、《寄生虫》、和《国家破产日》就被木兰串成系列电影。从事件的时间顺序上，是先有《国家破产日》，再有《素媛》，最后到《寄生虫》。但电影的上映顺序则是《素媛》、《寄生虫》、《国家破产日》。

《素媛》的故事讲述一个普通家庭的未成年少女素媛，在遭遇流浪汉光之致残性的施虐后，是如何走出心灵阴影，和重新面对生活的。

《寄生虫》的故事讲述无业游民的金家四口，因金家长子伪造文凭，而应征为富豪家的千金家教开始，又如何一步步侵占富豪一家。

《国家破产日》的故事则基于这次金融危机的背景，讲述高句丽三个阶层的人们，在国家破产倒计时的一周里，都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用两条逻辑来解释这种顺序的调换：

其一，底层的丑陋源自社会的沉沦，高层的丑陋加剧社会的沉沦；

其二，国家破产最多引发金融危机，人性的迷失导致民族的消亡。

而为了突显出这两条逻辑，木兰对三部电影的剧情做了些改动。

《素媛》的故事时间设定在金融危机后的第五年，木兰没有对主体情节做改动，修改的是电影的结局：流浪汉光植被判死刑，小女孩素媛刚刚重新展露灿烂的微笑，紧接着就被另外一名流浪汉给迫害。这一次，素媛没有挺过摧残，再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第二位流浪汉同样在社会舆论下被判死刑，可这名流浪汉在死前却对着镜头说，这是他们名扬四海的捷径。这宣言预示着：将有更多的类似惨案，发生在高句丽的街头巷尾。

《寄生虫》无论是时间线还是故事线都承接《素媛》。《素媛》中的悲剧，可视做底层对中层的实际报复。《寄生虫》里的冲突，则可看成底层逆袭高层的一种缥缈幻想。《寄生虫》里金家四口的逆袭之路越是曲折离奇，意味着底层民众想要翻身希望越是缥缈虚无。《寄生虫》作为三部曲的故事结局，时间放在经融危机的十五年之后。金家四口与富豪一家同归于尽，就成为一种预言：当人性消失时，民族终将灭亡。

《国家破产日》的原套路太过明显，作为中层抗争者的代表，韩诗贤虽据理力争，却拿不出有效的“止血”方案，让电影的反思欠缺冲击与深度。木兰对电影的改动，就从韩诗贤的“止血”方案动刀，力推计划经济。借韩诗贤的口，怂恿国家从各个寡头财团手中，强行收回诸如：航天重工、海洋重工、汽车制造、军工制造等等企业。甚至喊出：让某星为我们造电视就好，的口号。而韩诗贤也因为这句口号，在电影最后死于车祸。

题外话：这也算木兰用电影的方式帮“CRAFT科技”打击某星。

《国家破产日》的故事时间开始于金融危机之前。作为三部曲中最早发生又最后上映的一部，三部电影就是在用排序的方式给出一种解答：由于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才会引发《素媛》的悲剧与《寄生虫》的冲突。梳理出：“底层的丑陋源自社会的沉沦，高层的丑陋加剧社会的沉沦”这一逻辑。

《国家破产日》在表面上起到了解释现象、揭露原因的作用。可经过这种上映顺序的安排，无形中是为预言《素媛》与《寄生虫》提供理论基础。三部电影在两条逻辑的编织下，搅成一团解不开的结：一个国家若不能理智参与市场经济，那么这个国家势必沦为资本的奴隶。国家破产日既是民族消亡倒计时的开始。

木兰为了让三部电影更像是三部曲，将名字调整为：《素媛许愿日》、《金家寄生日》、和《国家破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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