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这部作品的叙事语体也有意思。人们常说，小说小说，就是要“说”。你这部作品真的是在说了。我以前曾跟飞宇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也就是小说中书写与说话，文字与声音。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过去是比较重视口语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书面语占了上风，还有法国新小说派理论的实践与巴特这样的理论大师的支持，要陌生，要延迟，让人读不上前。你肯定记得那时候的风气，大讲文学性，如果小说都用口语，那就大白话了，只是工具，只起传达作用，即用即丢，谈不上文学性，所以大家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上特别下功夫，怎么说比说什么重要。

范：以书面语体现文学性和用口语的“形式”体现文学性，后者才是真正的难度，还要体现得好，体现得有价值，有现代感，那更是高难度。换句话，用你的说法，大白话，我觉得如果能用大白话说出文学性，那才是更高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因为我认为文学的境界及作品的文学性，不仅在文字的表面，更在文字的背后，文字背后的东西太丰富太复杂了，它们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仅从文字的表面去追求现代性或者文学性，还是在初级阶段——最多是中级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绝不是说我自己达到了高级阶段，已经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了，那样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有的人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但很快就会发现原来离得还很远呢，也许一个人一辈子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但要知道向哪一个境界努力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也不否认我受到当下社会阅读的节奏和习惯的一些影响，如果语速太缓慢、太延迟，让人读不上前，很多人（包括文学的人）都会放弃阅读，所以我在口语化尤其是语言的节奏上是有意为之的。不过我想，这可能既是我的妥协，也是我的努力。

汪：这个问题还可以深入，可以从文化上去讨论。我记得复旦大学的郜元宝说过，中国这一百年来的语言道路大致上来说是声音占先的。这种情形实际上折射出这个时段历史与社会的特征，整个社会就是喧嚣的，动荡的。而书写与文字相对而言则是静默的，秩序的与理性的。

范：非常赞同，现在我们太缺少静默，没有人能够静得下来，包括说社会太噪杂太喧嚣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所有想静默的人，都比较难静默下来，我们身处潮流之中，是身不由己的。倒是有一个人，我想他可能比较静默，这是苏北农村的一个农民，一直贫困，热爱文学，年轻的时候就写作，极少发表，现在大概也快四十岁了，或者四十多了，没有结婚，曾经外出打工，后来回家，和父母一起在农村的家里种地磨豆腐，父母对他不结婚有意见，他每天写日记——我想他可能是静默的，却还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想，认同不认同。

汪：对中国这种特定的国家来说，也许书写与文字可能更为重要。这样的思考角度觉得很有意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说话与声音，而是让我们要重新关注它们，从新的角度关注它们。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从修辞的层面去看待口语，而应从生命、生存、文化去关注最本真的口语，去真实地把握特定时代的语言生活。

范：口语不等于浮躁，不等于不静默。口语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时，它已经不只是口语了，至少它不是张口就出来的东西了，它已经经过写作者的心态、情绪、思想节奏和生活节奏等等的渗透和影响，甚至已经被这些主观的东西所驾驭，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口语了，所以正如你所说，它是值得去重新探讨、研究和把握的。

汪：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分得太清楚。万泉和的“说”就是万泉和的存在。他对于事物有他的理解与表达，他对于政治话语的隔膜与陌生实际上是这个人，甚至是这个阶层对政治的态度。

范：本来就是分不太清楚的。当然，学者们有学者们的研究方式方法和特殊的语言体系，对学者研究中的某些词汇和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透彻，但是有一点我想我应该能够理解，这只是学者们借词说事，这里的所谓“声音”和所谓“书写”，更具有“声音”和“书写”之外的含义——好像谈了太多的理论，把我自己也谈昏头了，这都是“聪明人”干的事情。还是说一说万泉和，他那么笨，那么简单，但是他能够代表一个阶层，他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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