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汪政

一、这三步走一走就是几十年……

汪：在去年底江苏作协举行的高层论坛上我曾对你说过，想和你谈谈你近年的创作，这个想法在看了《女同志》之后就有了，接着又读到你不少中短篇，想法就更多了，现在，你的长篇新作又发表了，那就一起说吧。搞创作的人与搞研究的人虽然都谈文学，但角度、重点、方法与话语方式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平时各说各的也就罢了，碰到一起就难免不投机。我们今天恰巧碰到一起了，大家都让着点。

范：记得十多年前你和晓华写过我的评论，后来的十多年里，我又读过你的一些评论文章，虽然是写别的作家的，但是读过之后我就想，要是汪政再写我的评论，或者和我对个话什么的，肯定是我比较焐心（方言，意思是心里觉得很熨帖）的事情，所以话不投机应该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当然，如果真不投机了，那也更好，或许会对我的温吞水的脾气和温吞水的创作来一次重量级的冰凉的冲击，醍醐灌顶。你看我多会自我调节——投机也好，不投机也好，只要对得上话，怎么着都好。

汪：你是一个只顾埋头写作的人，好像很少谈自己，其实。知人论世，让读者了解作家还是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你不妨简单说说你走过的路。

范：简单说说简单的路。现在还记得的小时候的与后来有关的事情很少了，上一年级时重重摔了一跌，跌掉了许多童年记忆。小学时无声无息，四年级以前一直是个闷嘴葫芦，几乎所有有关的人员中，只有外婆重视我，特别的疼爱，外婆在临终前还在向我大舅舅要一点钱，说要给她的“心头肉”，心头肉就是我，那时我读大学了，念的师范，有伙食费，但是没有零化钱。和女同学方惠珍合吃五分钱的一份青菜，结果省下的粮票和菜金都偷偷塞给了地下恋人，为表示温柔体贴，你看亏不亏。我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多次写过，外婆虽然早就走了，但她的疼爱，陪伴我一辈子。文革来了，我有了放开自己的机会。喜欢带着比我小一点的男孩女孩出去乱玩（开个玩笑，我的短篇小说《我们的战斗生活象诗篇》中的三姐妹或许就是我一个人分解出来的）。可能大家觉得我性格比较内敛文静，其实也许是假象，或者是表面现象，或者是一个人的两面性，我小时候和长大起来后都有许多大胆的作为，说出来也不比男孩子差，但在这里说似乎扯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继续说路。后来就跟着大人全家下放了，在江浙交界的地方，叫桃源公社，开始还听大人说，怎么弄到王光美的那个桃园去了，后来才知道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人在江苏的桃源公社，但上街却上到浙江的乌镇，因为乌镇离我们更近。在农村我们还不够劳动的年龄，却喜欢劳动，就一边在农村学校念书一边劳动。再后来到县中上高中，父母也相继调到县委，1974年县高中毕业后，我又一个人远行——不是远行，很近，就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公社，吴江县湖滨公社插队，这里也和桃源公社一样是半农半桑地区。但这次是一个人下乡了，不是远行也是独行。在农村卖力地劳动，还入了党，一边记日记说要扎根据农村，一边也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够上调。再后来就考大学，没头没脑的，考大学的前天晚上还去看电影，看的是《征途》，内容早就忘记了。回来被哥哥骂了一顿。父母倒没骂。成为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的学生，大二开始写作，大三发表作品，1980年《上海文学》第九期，短篇小说《夜归》，是我写作生活的正式开始，谢谢《上海文学》，谢谢已经退休的我的责任编辑张斤夫老师。我虽然开始写作，我们的文艺理论老师却认为我在文艺理论方面有才华，毕业时把我留在中文系教文艺理论，很惭愧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和培养，三年以后我离开了苏州大学，到江苏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这就是我的简单的路。

汪：这种回顾很有意义。文学界常有“代”的说法，许多人不以为然，以为这是研究者为了省事的说法，其实并不全如此。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说，这种“代”与血缘或生物上的“代”并不是一回事，它主要看知识谱系与价值观，如果这方面的变化小，血缘上的几代可能就是一代，如果变化大，变化剧烈，几年可能就是一代。你说你们与所谓的80、90一样吗？他们知道赤脚医生？或者说，他们谈起赤脚医生时有你们一样的经验，一样的情感记忆？我问我女儿什么是赤脚医生，她还下了个看上去很严密的定义，说就是没有行医资质而在乡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后来她也绕不清，干脆说就是非法行医吧。不过，代与代之间可以求同，但更应该丰异，特别是对文学而言，不同是好事，它有助于文学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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