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声色犬马都是腐蚀人的神兵利器，看看董卓那么勇猛的一员将领，因缘际会，占了洛阳权倾天下，短短数年间，不断享受天下第一的种种待遇，很快就从一名雄心勃勃的野心家，蜕变为一名肚满肠肥，只知道保全富贵的田舍翁。

南方自东晋“衣冠南渡”以来，日渐富庶，文化学术氛围更是浓厚，民间既有余财，文化氛围亦有，自然是读书人日众，甚至到了明清两朝，科举所录进士大多为江南人士，尤其夸张的是洪武大帝朱元璋统治时期的其中一次科举，一榜进士竟然全部都是江南人士，如此一来就彻底激怒了北方考生，他们联名上书抗议。

此事越闹越大，民情汹涌，民间传言不断，于是朱元璋不得不亲自过问，但是一番查证下来，江南地方考生的试卷，水平确实高于北方考生，查办此事的官员都表示此次科举并无舞弊之事。

虽然如此，但是朱元璋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自然要照顾北方人士的情绪，不可能将此结果公之于众，无奈之下，只得罢免此次科举的主考官，然后再开一榜科举，此榜所录进士尽皆为北方人士，就这样，才平息了此次事件。

只是自此之后，主持科举的官员，都会约定俗成一个惯例，就是每榜所取进士，必定要有一定比例的北方人士，绝对不能全部之取江南考生，要不然的话，没有错也会被皇帝问责的了，而比例大概是南方六到七成，北方四到三成，南方读书氛围之盛，可见一斑。

读书人众多，自然是大儒辈出，就像“程门立雪”中杨时拜见的老师程颐，就是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人，妥妥的江南人士。

而那个春秋战国后唯一一个被称为“子”，也是唯一一个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朱子朱熹，乃是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人，也是江南人士。

富庶安逸而又文风鼎盛，难怪日后南方政权，鲜有不被声色犬马腐蚀的雄主，就算能够抵御声色犬马的腐蚀，也最多是第一代君主，到了第二代君主，生于如此环境，基本上难有雄心壮志，继承先代志向的君主了。

其中李后主李煜与陈后主陈叔宝就是最佳的例子了，毫不顾念先祖创业之难，一旦登位就纵情声色，不思励精图治以固国本，只管大肆搜刮民间，宁愿向强邻卑躬屈膝以求他国不来侵凌。

有如此君主，手下大臣也是有样学样，那副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相传就是顾闳中（南唐画院待诏）奉李后主之命，前往南唐重臣韩熙载家中查探（当时有人告发韩熙载家中常常闭门不出，恐有谋反之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绘画下来给李后主观看的。

画中可见，韩熙载家中设宴，人物多，排场大，有美姬、有乐团、有舞队，可谓极尽纸醉金迷之事，虽然有人说这是韩熙载“自黑”之举，以免李后主猜疑，但是韩熙载能够如此轻易设下如此排场，想必平日家中生活，也断断算不上是俭朴的了。

南方政权的君臣除了容易沉迷酒色以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战略远见，容易被眼前之利害吸引全部注意力，难以思考长远之事。

就拿东吴所谓“四大都督”来说，除了周瑜和鲁肃，明白到三国时期最大的利害就是联弱抗强，只有全力遏制曹魏势力的发展，蜀汉和东吴才有生存之机，双方就算再有矛盾，也只能等灭掉曹魏或是极大削弱曹魏后，才是分个高下之时。

所以高傲如周瑜，就算十分不满刘备势力侵占荆州地盘的举动，也只是宣之于口，极力忍耐不会动之于手，而到了鲁肃之时，更是为保蜀汉势力能够壮大起来共同对抗曹魏，不惜让利给刘备方，搁置了荆州地域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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